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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于嘉靖四年（1525）二月抵达保山，保山在当时称作永昌县，又叫金齿。永昌地处滇西，距离中原较远，受中原影响相对有限，但是文化水平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概括起来，当时保山的文化现状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paper51.com 其一，历史久远，文化厘深。保山古称永昌。战国中期，为古哀牢国统治中心，西汉时，中原汉王朝就在此设有不韦县，“哀牢转衰”，东汉时又增设哀牢县。此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永昌郡制有存有废，辖地亦有伸有缩。至唐宋时期，保山先属南诏，为永昌节度；继归大理，前期仍承节度，后改为永昌府。元初，设永昌三千户，隶大理上万户府，后相继改设永昌府、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帅府在保山）。明代，先后置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军民府——“保山”之名即首用于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设保山县为“府附郭”之时。保山一直流传着著名的“九隆神话”，加之哀牢山密境之秀丽、蜀汉名将吕凯之传奇、哀牢王柳貌“内属”之民族精神，诸葛孔明南征之过境，这些都为保山文化添筑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内容来自论文无忧网 www.paper51.com 其二，政治拓荒，文物遭损。杨慎入滇前的保山，因远离政治中心，受中央控制和影响的程度不高。但由于特别的地理位置，所谓踞“八关九隘”之威势，扼“三宣六慰”之咽喉，保山始终自觉地在防御外敌的入侵和骚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一些资料显示，保山一直长期处在战火的纷扰骚乱中，百姓深涂其苦而欲罢不能： paper51.com 一、元代至元到大德年间，云南都元帅纳速刺丁等先后抗击缅军的“象战”，断续进行将近10年；二、明代正统年间兵部尚书王骥三征麓川，先后10多年兴兵数10万；三、明代万历年间永昌参将邓子龙一年三战大破洞吴工朝10万象马大军。（4）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频繁的战争，还有难以数计的天灾地难、瘟疫，让保山的经济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保山的文化和教育建设，还拖延了保山文明进步的步履。另一方面，保山在文化上也遭受到了严重的销毁破坏。元朝统一大理国以后，曾数度迁徒南诏大理居民，使古籍文物图书等遭受到了巨大的流失；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定云南，初入云南时，他们曾大量婪烧图籍，“滇南图籍，一厄于蒙诏徒民，再厄于沐英一役”（《新纂云南通志·滇人著述之书》），保山作为西南的一个政治敏感区，文化上自然倍受责难、拷问、摧毁。此时的保山，政治上急需安定，而文化上最迫切的就是反思、整理、复兴和发展。 paper51.com 其三，交通闭塞，文风滞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范围要受自然空间的种种制约，或是畅通，或是阻隔，这都是文化交流与传播造成的影响。”（5）除了政治的纷扰，文化的破坏，保山因地处西南高山区，“万里云南，九层天栈，千盘险。” （6）交通不便，文化空间狭小。因此文化交流既得不到理想的发生环境，又难以得到外界新鲜元素的注入，文学文风封闭落后，发展举步维艰。交通不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图书的获取和保存的不易，文工雅士的难求及其存在的困境，文学境界及其审美的狭滞偏后，文学技巧的习得困难以及至关重要的“习笔”经验的难能可求，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保山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copyright paper51.com 我们可以从杨慎首渡兰津桥赴永昌城报到时所作《兰津桥》，略窥当时的时境：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织铁悬梯飞步惊，独立缥渺青霄平。 copyright paper51.com 腾蛇游雾瘴气恶，孔雀饮江烟濑清。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兰津南渡哀牢国，蒲塞西连诸葛营。 http://www.paper51.com 中原回望逾万里，怀古思归何限情。 内容来自论文无忧网 www.paper51.com 其四，蛮味少有，引力渐增。相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保山应该是文化觉醒比较早的一片区域了。在摆脱夷蛮之味、接受先进文明洗礼、融合地域与中原文化方面是走在最前的。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杨慎代撰《云贵乡试录》就曾据史实阐述云南文化开发甚早，不得以遐荒目之。随着蛮味的逐渐消退和更多外界文明的冲击，加之神秘的哀牢历史和犁耕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的无数传奇，以及明中前期对保山文化整理保护意识的增强和相应的文化恢复行动，事实上，保山在那时已经是一个相对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地方了。正因为如此，保山在成化、正德间（公元15世纪中后期），出了第一个“布衣奇人”——杨元（象山）。他学识渊博、德高风古，不求功名，“隐居不仕”、淡薄明志，只是默默无闻的教书育人。终于培育出了像张志淳一般的文人奇才，为保山的文化史画上了丰韵的一笔。 内容来自论文无忧网 www.paper51.com 而且，据保山流传的传说讲，杨慎被贬永昌，虽说被贬是定然，但被贬之地倒是他自己选的。据说杨慎少时就很向往云南边陲之美，在惨遭“廷杖”之时，嘉靖帝召集群臣集议，要将他充军发配山西雁门。杨慎生怕被充军塞外，于是心生一计，便对嘉靖帝说：“愿充海外八百里，莫充永昌牛角天。——蚊子有四两，跳蚤有半斤。”将此与当时京师流传的一则民谣 “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 相参照，似乎此说还是很有依据的。嘉靖帝一心要置杨慎于死地，当然就偏要把杨慎发配到永昌。客观地来说，如果杨慎真的是自己选的戍地，他之所以要选保山，更切合的理由应该是：一、由于其至交好友张含就是永昌人，还有很多好友也都是云南人；二、云南距新都较近，便于返家照应。但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永昌对杨慎的吸引力所在。 paper51.com 综上所述，在杨慎入滇以前，可以说保山地区的文化始终处于一种蛮荒初启，发而未炽的境况。虽然有古老的哀牢历史，但是政治上的卷入，也正摧毁这段历史的痕迹，文化上亟需修复和发展。同时，因为交通的不便，与中原文化接触的机会有限，文学文风也偏于落后。当然，随着中原文化的日臻饱和，也需要更多新鲜的内容（题材，文风等）注入，以激发文化的完善和多元走向。所以，西南地区特别的风景文物、民风民情、歌谣民曲等亦吸引着大量文人的眼光。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三、 杨慎对保山文化提升之贡献 内容来自论文无忧网 www.paper51.com 杨慎被发配到永昌卫以后，除晚年在四川沪州寓居近十年外，直到老死边陲，都一直居住在云南。他的上百种著作，也多在云南产生，他热心讲学授徒，倾心唱和结社，随心游历题撰，潜心著述替序，用心考察民俗、收集民歌。对保山文化品质之提升，道德精神之净化，学人氛围之缔造奉献出了自己的火、光和热。可以说，他在云南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对保山文化的积淀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copyright paper51.com (一)以状元之名，彰永昌而闻达 copyright paper51.com
（1）盛名之下，来附之人增多，推动了永昌之名流转扩散。当我们立足于保山的视角来看待杨慎的谪戍事件时，我们发现，保山对杨慎本人的此次“南来”也是充满了企盼和感激的。“杨慎少负盛名，他的道德文章早就闻名滇中。” （7）贬谪之祸，对于杨慎来讲自然是人生的一场悲剧，但对于渴盼“慧雨”已久的保山来说，那就是一朵盼了百年的，蓄着无数的雨量的浓云，一座文化的产金库，一件上天赠予的厚礼，永昌之名在杨慎入滇之后也渐渐得以声闻。张含曾高明而简洁的说过：“滇，杨子所寓而昭也；辞，杨子所变而雅也”（《南中集序》）。“开馆讲学，传授门徒，培育人才，传播中原文化，是杨升庵在云南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 （8）《万历赵州志》记载“州之人士皆师之……”可见当时向杨慎求学问学之人甚多，气氛也异常的炽热，正如《大理府志》所说：“先生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之缺，一时问字者皆摩肩山麓”。不管怎么说，杨慎能结交近两百多的文人墨客，并心心相惜，除了杨慎个人的才情和人格魅力，很大一部分恐怕还是来自其“盛名”，这一点我们似乎不能否认。保山人世世代代都能深深地记住这位戍边的“杨状元”，并把他与诸葛孔明、观音相提并论，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保山先人对他的那种特殊的同情和感激，亦可见其对保山人思想观念影响之深。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2）游历题撰之行迹，使得保山倍有声名。杨慎谪居云南，虽是戴罪之身却受到了云南优厚的礼遇。谢肇淛《滇略》：“杨用修既戍永昌，侨寓安宁，遍游临安、大理诸郡。”可见其在云南是活动还是非常自由的，也正是他的这种“自由”，为云南，特别是为保山留下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迹”。据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杨慎“往来各郡，所至辄有题咏。”单就永昌一郡来说，就有明户部侍郎张志淳所建“看山楼”（永昌府城中），雄奇瑰丽，甲于一郡，藏书万卷，杨慎题其额曰“铁楼”；明诗台（永昌府城南），张含为杨慎谪滇能常赋诗题咏而筑，杨慎曾为之题额。除此外，他还有许多书法题刻，如水寨平坡的《兰津桥》诗题刻，卧佛寺“卧佛寺”题刻，光尊寺《光尊寺别张愈光》诗题刻，易罗池“一鉴楼”匾等等。如今这些地方，在杨慎的盛名之下，已成为了保山文化的一种象征。 内容来自论文无忧网 www.paper51.com (二)以博学之力，聚文士而跃文 copyright paper51.com （1）文人友士众多，逐渐形成带动保山文化发展的新的文学圈子。杨慎以博闻强记著称，据《明史·杨慎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他既博学多闻又谦虚下学，所以很多人都愿与之唱和酬答、切磋诗文、同心相向、同趣相闻，相互间推心置腹。其文人群中，最令人敬畏的当数“平生知契，白首唱和者，用修一人而已。”（《列朝诗集小传》）的张含了。他们二人“夕在长安日，相逢各少年。”（《张禺山诗文选》卷二），少年相遇便生生相惜，情同手足。张含字愈光，号半谷、月坞、禺山，别号靖滇。据《万姓统谱》卷四十记载他是 “永昌府人，尝举乡，荐不第，遂不复仕，以书史吟弄终其身。素与杨升庵翰撰善，其诗多所评定。君弟合，尝司吏部。父志淳，为南都户侍，父子发解云南。”《留砚堂诗集序》记载：“滇南诗学，明杨文襄公、张愈光先生尤著。文襄提举陕西学扬擢省试士曰：今岁无李子则张子第一矣。” 在诗文成就上，云南文坛把他排名于杨一清之后，列为第二。另外，杨一清出生在外省，虽为表达对祖籍云南安宁的眷念之情，以“石淙”为号，但并没有居住云南，仅只回乡祭祖而已。因此，就本土的影响力而言，张含表现得更为明显。（9）他有《张愈光诗文选》(八卷)、《张禺山戊己吟》(五卷)、《禺山七言律选》等作品传世，而且这些著作都录有杨慎的评价，其诗集中单是“怀升庵”、“寄升庵”、“忆升庵”的诗歌就多余两百首，杨慎回赠之作亦很多。除此之外，杨慎一手缔造的“杨门七子”，以其为中心而形成了辐射全滇的文人群，如同一张网，覆盖蔓延滇云百余年。杨慎自己也曾谈到“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 （10）杨慎晚年恶病缠身，欲“永诀李张唐三公”之时，仍念念不忘“七子”，足见其对七子倾注的血汗以及感情之笃。除七子外，其实杨慎还有不少得意门生，如杨慎助手大理董难（白族）是最常为人称道的，另有永昌汤琼、腾越吴宗尧、永昌张必焕等。真的是“滇海门生廿载遥，飞腾次第上云霄。”（杨慎《赠门生北上》）。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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