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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aper51.com 在世界文学长廊中有一群被称为“多余人”的人物形象。“多余人”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中，之后被俄罗斯批评界和文学界用来称谓那些类似于奥涅金身上所具备的独特的性格气质和肩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的贵族知识分子群体，并在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广为流传和使用。在不同的国度他们的称谓各不相同，如俄国称之为“多余人”，法国称之为“世纪儿”，中国称之为“零余者”和“孤独者”等等，这些都是“多余人”的狭义称谓。对于 “多余人”这一说法，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俄国著名评论家赫尔岑在其《往事与随想》中给“多余人”下定义时说：他们“在这个奴性的世界和卑鄙的野性的世界中感觉不到任何热烈的兴趣，然而他们注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因为人民和他们距离日远，他们和人民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不会站到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i]。在赫尔岑给“多余人”下的定义的基础上，於孝中在《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探源》一文中从我国国内文学作品中的特点出发将这类人物类型定义为：“他们是具有良知和敏锐洞察力的知识分子，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自由思想，与庸俗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却又在沙皇的专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找不到出路，只好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过着郁郁不得志的一生”[ii]。同时许涛在《浅谈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几个“多余人”形象》一文中将其定义为：“他们都产生于新旧时代交替，社会思潮激烈动荡的历史转型期；他们思想敏锐，能够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因而厌倦传统和现实；但他们有向社会抗争的勇气和能力，因而对现实和未来感到迷茫”[iii]的这样一群人物形象。这种由于被历史扭曲的“正常人”必然会成为，也将会成为对于政府方面和人民方面都无用的“多余”的人。本文试以俄国文学巨匠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刻画的孔乙己这两位典型的“多余人”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人物形象的形象特点、性格特征以及文学价值。 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一、产生“多余人”的文化因素比较 paper51.com （一）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 本国封建旧思想与欧洲新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 copyright paper51.com 对于俄国来说，十九世纪是一个工业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是文学与艺术趋于成熟，各种自由思潮急速涌动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矛盾普遍存在的世纪。一方面是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快速发展。首先是欧洲启蒙思想的启迪，接着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震颤，以及最后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都激发了俄国文学界的深思。另一方面是沙皇专制的加强。沙皇既希望通过加强同西方的交流，引进西方的技术以及部分体制，以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但又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自由思想泛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采取专制强权统治，企图控制人们的思想。但随着与西方文化交流逐步扩大，以及双方的文化认同、转化与整合，西方自由思想犹如汹涌的波涛涌入俄国，强烈冲击着俄国专制农奴制旧的没落的文化，并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政治的分化在俄国的贵族青年身上开始得到集中体现：一部分人渴望为国做大事，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则流连于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生活。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他们感到时代风暴的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起灭亡，但其自身的局限又使得他们无力抗争，因此终日彷徨，苦闷，患上了时代的忧郁病。”[iv]于是，文化的变迁导致政治的分化，塑造“多余人”形象的大部分作家多来自贵族阶级，本身与政治的距离不远，在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下，具有忧患意识、民主意识以及改革现状的要求就很自然的贯穿于他们的作品中，这就使得俄国文学界诞生了类似第三种人的像“智慧的痛苦”、“聪明的废物”[v]以及“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这样一批“多余人”的形象。 http://www.paper51.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