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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www.paper51.com 《儒林外史》通篇写士：高隐、贤士、名士、奇士、八股士等，开宗明义第一回，吴敬梓就让一个典范的世子王冕出场，王冕是明朝真实的历史人物，作者就历史材料进行改编创造了一个理想中最完美的高隐典型，来“隐括全文”、“敷陈大义”。洪武四年，秦老给王冕带了一本邸抄，上边有一条礼部议定的取士办法：“三年一科举，用的是‘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此借王冕之口说出了“文行出处”是读书人应该讲究的道德品行，反对八股取士下文人僵化的思想，以及为了求取功名富贵而拜倒在八股文下的士子，范进中举发疯、周进被撞号板、马二先生深信举业文字能治病，为了功名想若求签；高翰林反复说“中了就是一切，不中便是什么也不是”，可见八股取士制度对当时的文人毒害之深，鲁翰林的“八股万能论”更是义理充足：“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故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说当时的风气是“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章氏遗书》卷四《答沈枫论学书》）八股文难道就真的如鲁翰林所说是万能的吗？主持一省学政的范进，竟不知道苏轼是今人还是古人；被称为“文章山头”的马纯上，完全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的名字；匡超人不知道“先儒”的意思是“已经过世的儒者”，而自称“先儒”；高翰林竟然不知道儒家经典中曾写到了同时代人；张静斋、汤知县等明代举人胡说刘基是洪武三年中进士……这就是八股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吏，他们连最起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是“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这真是儒林的悲哀。 paper51.com 《外史》中很多文士“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只看重功名富贵，旧本《儒林外史》前有一篇闲斋老人的序：“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在纸上”（4）一种是周进、范进“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一种是王惠、汤奏、严贡生之类的显系“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一种是娄琫、娄瓒、蘧公孙、匡超人、牛浦郎之类的“科名蹭蹬”之后，视科举为畏途，“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名士，是“被人看破耻笑者”；中流砥柱则像是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之类的真儒、贤士。周进、范进考了几十年科举，遭受了世间的屈辱，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求得功名，飞黄腾达；匡超人原是一个德行兼备的有为青年，一旦受到八股的洗礼，就蜕变成一个以怨报德的无耻文人；秀才王德王仁为了贪图王姨娘的钱财，不齿用病在垂危的妹妹的正室身份作为交易；高要县知县唐奉为了升迁草菅人命。在八股制度的洗礼下整个儒林的道德品行已日趋沉沦。 http://www.paper51.com copyright paper51.com |